今年，适逢舒同先生诞辰120周年。在这样的时间点上，来探讨他的书法艺术价值、他于书法史的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非常有意义。
20年前，我曾对舒同先生于当代书法的位置作过粗浅的探讨（见《舒同于当代书法之位置》，2005第12期《中国书法》）。今天，借助上海海派艺术馆召开纪念舒同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再次撰文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位绕不开的人物，舒同先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真诚致敬。
一、散落在历史之中的“舒体”
尽管舒同书法（即“舒体”）早已广为人们知晓，也有不少研究文章，但不可否认，我们对于“舒体”的认知，大多还停留在表层，即停留对其外在特征描述和感知上，或者仅停留在他的政治身份、战争经历与他书法样式、艺术的必然联系上，而对其内在的艺术发展脉络、语言构建逻辑及对当下书法的具体贡献，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这就像是攻克一座城池。我们还只是站在城墙之外探究其情形，我们看到了城墙的样子、感觉到了它的高大和宽阔，而对于其内部构成，其材质的坚固程度、需要怎样的手段攻克它，等等，尚缺乏研究。
这一方面与舒同先生早期和中期资料散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舒同先生经历了战争年代与政治运动，许多早期墨迹未能妥善保存，他与书法相关的文字记录，也不易得见。这种历史的遗憾，使得我们难以完整把握认识其艺术发展的全貌。
二、历史序列中的真实价值
舒同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立者和首任主席，但他在书坛的声望、他在书法史的地位并不全是凭借这些得来的。但目前我们对于舒同书法成就的认定，许多时候恰恰停留在他的这些身份上。
在我看来，舒同的书法最具艺术气质，也最符合艺术规律。
艺术，是人的创造物。一个生命，如果足够鲜活，有足够的才情、功力和想象力，无论是卑贱的匠人还是显赫的贵胄，他都可能成为艺术家，甚至是艺术巨匠。
所以，尽管一个人的身份、境遇和地位对于他的所从事的工作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就艺术而言，人的身份高低与他艺术成就大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舒同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书法史上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是因为他对于书法的贡献。说得具体一点，是他的书法不仅紧贴历史的发展脉络，而且丰富了其内涵。
当下书坛不少人热衷于将自己或自己熟悉的人置于历史序列中来评价，宣称“超越古人”。其实这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如果论艺术创造，舒同先生是真正有资格被置于中国书法史脉络中加以研究的大家。他的书法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既深刻把握了传统书法的核心精神，又创造出独特的个人艺术语言，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时代的局限性。
三、“舒体”的来源与发展、演进
要真正认识舒同书法的价值，我们必须回到颜真卿。因为我们现今熟悉那个的“舒体”，其创造来源便是颜体。
当然，我们不仅要回到颜真卿，还应该弄清舒同先生从颜真卿那儿得到了什么？他是怎么得到的？他又舍弃了什么？一句话，他是如何构造“舒体”的？
在中国书法史上，一种手书字的风格被尊称为“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现代书法史上，这更是一件不易的事，因为它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底，还需要构造一套独特而有深度的个性语言。当然，在3000多年中国书法史上，也有许多伟大的书法家不以“体”出名，实质创造力惊人，并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从现有的资料看，舒同先生的书法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中期和晚期。
舒同1905年冬出身于江西东乡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但从小因聪慧过人而受亲友的支助，上过私塾。这为他日后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正因如此，他早期的字带有晚清时代读书人写字的普遍特点——多取法颜体，饱满、中正、平和。
舒同书法的中期，正值他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时间跨度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到60年代，这是他书法的巅峰期。此时他以颜体为底，借鉴清代何绍基的“蝯叟体”，并融入魏碑笔法，形成了其中锋运笔，隐头藏尾、既圆融饱满，又跌宕起伏的“舒体”。
20世纪70年代及后，可视作舒同书法的晚期。此时他的字点画更加圆转，且连笔增多，草书大量出现，书风与早、中期呈现明显的差异。这一时期，是“舒体”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时期。
四、历史的必然与个体的呈现
“舒体”是中国书法史内在逻辑的产物，所以体现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承接了晚清以来书法发展的两大主流：崇颜与尚碑。
颜真卿书法不仅以其宽博气象感染后人，更以其刚毅人格垂范千古。所以自宋以后，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它受到人们的高度青睐。到了近代，其影响力和被民众的接受度甚至超过了“二王”系统。
颜体之所以如此耀目，有它必然的原因——点画、结字之中，有着一种雕塑的美、饱含金石之气。所以，至清代金石学兴起之后，它便成为碑学最忠实的同盟军。
然而，自唐中叶颜体创立至清初期，人们在继承颜体时，始终只将注意力投注于方正与刚毅的形象上，他们过多关注了颜字的规律与正面气质，而没有去思考如何突破它，即借助“颜体”找到一条通向“他体”或“自我”的道路。所以，在清中叶以前，凡习颜者，无论多努力，最终还是在颜体的圈子中打转——他们虽然赢得了气势与力量，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颜体的窠臼。
真正从颜体中走向自我的通途的是生活晚清偏早的何绍基。他的方法，并不是使颜体纯粹化，更不是照搬颜体，而是相反，将原本不属于颜体，甚至相异、冲突的东西——北朝碑版、两汉碑碣——注入颜体，这便有了何绍基特有的“蝯叟体”。相对于规矩的颜体，何绍基少了一份规整，而多了一份随性，甚至放纵——在表面横平竖直的框架下，点画和结字间充满了拙朴、奇崛与诡谲。所以，与颜体相比，何字充满了变数。
舒同书法来自颜体，更来自“蝯叟体”。如果说舒同早期（少年时代）的字多取法于颜真卿，那么到了青年时代，他更多地从何绍基那儿获得启迪。所以，在他圆融的笔触里，有着一种刚猛；在平正的体势中有着一份跌宕。他下笔时力戒程式化和一笔直下的惰性，使点画真正做到形圆势方、刚柔相济、曲直相伴、阴阳相生。同时在结字上做到聚散开合、俯仰顾盼、大小错落、疏密有致。正是由于“舒体”高度符合了中国文化精神与美学原则，所以成为现代中国书法史的重要成果和标志性的书风。
五、作为精神遗产的“舒体”
真正的艺术，是生命个体的精神独白和心绪呈现。尽管在舒同先生战斗、生活的年代，集体意志占据主导地位——一个个体的生命，几乎时时刻刻需要服从于某种大一统的精神、意志。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兼军人与书法家于一身的舒同，却始终在他的书法中体现出艺术的那份独特性与个体性。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从中也体现出作为中华人文精神载体的书法的艺术魅力——一纸墨书，可以让你在一个集体意志的汪洋大海中窥见一个迥异于他者的生命，可以在人云亦云的精神舞台上呈现一个非同寻常的艺术文本。
舒同的书法，孕育于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纷乱、最为艰难困苦的时代。他学习、创作书法的不易，完全是当今的人们无可想象的。但即便如此恶劣的环境、如此艰苦的条件，舒同凭借它的天分、才智与能力完成了自己的艺术创造。而反观当下，许多标榜个性的所谓“艺术创作”不过是在完成他人布置的“作业”，或者是在参与一场万千人出演的团体操。两相对照，我们更加认识到舒同书法的珍贵。
当然，舒同也给我们留下了某些遗憾。他的晚期部分作品，由于时局与境遇所限，用笔渐趋程式化，过于圆熟顺滑，甚至出现了过多的缠绕笔触，失去了中期特有的生涩之美和抑扬顿挫的节奏感。这大约与他在那个特殊年代所经历的磨难有关，也与那时文化与学术的式微有关。即便如此，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价值的认定。
舒同先生离开我们已多年，但他的艺术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在纪念他诞辰120周年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回顾他的艺术成就，更要传承他那种借助前人的样式与经验完成自我构造的努力，学习他在既有程式中寻找突破、在集体意志中守持个性的艺术精神。这将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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